这篇文章本来可以拥有一个更加愤世嫉俗的标题，或者因最近的遭遇而对一切产生愤恨的内容。我过得非常差，生存在辱骂、焦虑，以及真正的死亡威胁之中。我甚至”有幸”体验了最接近自然死亡的体验，指全麻手术。
但是，我仍然选择相信生活中存在的片刻温馨，并在一切眼泪和悔恨冷却之后作出了半分原谅。当然，有些事情无法完全原谅。
总之，我经历了比较惊险的四天住院。不要再咀嚼非常痛苦的经历，而是更加专注于那些带来共鸣的时刻比较好。
谍战故事
当我从急诊科被浩浩荡荡”护送”到介入治疗病房前，我就知道，最先开始的是一场地下党的接头故事。这一切的起因很荒谬，因为家属对我的某些病史选择了拒绝承认。看到这里的中外读者你们好，你们可能会痛斥这种荒谬，并且开始朗诵南丁格尔打下的一些基础，关于病人的自主要求和成年人的生命权。
但是我得找个办法，先凑合凑合活下去呀。
面子在我眼中，是个很奇怪的东西。它既不是 reputation 那样的名誉，也不能简简单单概括为 face。但是为了面子就选择否认已经存在的事实，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呢？
They/Them 坐在那里，奋笔疾书地书写着自己的苦难。比如曾经的心脏手术，比如充满了疼痛的回忆，比如一些超过正常的检查值。没有至亲了解过 They/Them 其实曾经贫血了三年，通过各种补剂也拉不到正常值。似乎心力交瘁是一切的起因，焦虑蚕食着血液中的血红蛋白。
然后 They/Them 思考良久，拿出荧光笔标上：请你对我的病史保密。 一些精神类药物被安放在这些词语之下，They/Them 贴心地写上了药理学，这是 5-HT 重吸收抑制剂，这是多巴胺受体拮抗剂。外科医生可能很难从名字上看懂这一切。
这就是地下党接头的现实版，即使 They/Them 根本不是什么情报人员。
医生来了。操着一口乡音，他态度还算热情，带着纸笔准备和护士一起进行病史的询问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最关键的时候来了。手术还没开始，但是生死存亡已经等待决定。背后是三双家属亲友的眼睛，紧紧盯着——
【一会儿跟俺们测个餐前血糖。行了，血糖 4.9 哈。】
【对啥过敏不，做过什么手术？】
“都在这儿了。” They/Them 迅速回答，并从袖管中抽出一张 B5 大小，折折叠叠的纸片。They/Them 用极快的速度将纸片交给了医生。
呼吸一滞。
胖胖的男主治看了一眼，最顶上的一行字便是——请你对我的病史保密。 他又看了一眼，把纸张放进了口袋，和几根劣质的按动圆珠笔放在一起。
没有亲属注意到上面的内容。只有一场艰涩而安静的拉锯战，完完全全发生在 They/Them 的心里。其实 ta 想过，如果这一切并没有如此严重？人与人总是有机会互相理解的。但是有些时候，迈出交流的那一步就要付出代价。They/Them 看了看仍然疼痛的右下腹，选择松一口气。
是的，这很不正常。我没有办法正大光明说出自己的病史，在入院检查时竟然被迫上演谍战大戏。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，但是问题已经解决，我便不会再为它困扰。或许我的焦虑会夸大一切，但是我仍然想感谢医生的理解。
可能他们认为需要对家庭隐瞒的病史会是艾滋病。但是仔细看了看，这只是个连吃药都得瞒着家里人的可怜学生罢了，不是吗？
病友
她看起来是个局促的乡村妇女。这句话并不是贬义——她不想要别人伺候，似乎过来的很是匆忙。身上没有行李，也没有亲人陪同。坐在靠门口的病床上，像任何一个早餐店里和蔼可亲身材微胖的中年阿姨那样，尝试理解护士们的话。
15.7。 机器嘀了一声。
是的，这是她的餐前血糖数值。我是 4.9，在正常范围内。她仰着头，有点无措地问护士，俺咋了？
护士没有说什么。她像面对任何一个血糖较高的病人一样，只是说，我去问问医生，你应该得考虑长期吃药。
住在靠门口的床处，是这样一位阿姨。她用着不识字老人专用的手机，有一儿一女，一家人享受平静的生活。唯一做过的手术是剖腹产，这辈子都不和医院打交道。至于我为什么有这些信息——因为我的大脑总是过度接收内容，并分析它们。她和她的家庭应当是幸福却小心的，会为了女儿不穿秋裤的鸡毛蒜皮发生一番口角，然后再回归对母亲的关心之中。
一切都很美好，因为 ordinary is unique。我看着他们，好像看到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。
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不只属于我自己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缸中之脑的实验，我吓坏了。我要与七十亿人共享这个地球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，竞争不是儿戏，大家都在活命。这很恐怖，不是吗？但这些和平的宁静总会让我平息下来，我看到他们，我就看到了人最纯粹的样子。这样的亲近让我不再害怕了。
医院探视时间里小小的喧闹，他们的家人齐聚一堂，母亲给调皮的小女儿让出一个带着体温的位置，一起坐在床旁护栏前。中国人就是这样可爱的存在。
然后我父亲在旁边刻意跟我讲了讲，他非常鄙视和我们同一病房的病友。他用轻浮的语调随意说道，这些人都是农村的，也就那点水平。就好像他不是农村出身的一样。
这好像是这篇文章里唯一愤世嫉俗的段落，因为我确实感到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。从小，我就被教导人分三六九等，要学会鄙视服务人员和那些努力工作的人，要学会阿谀奉承坐拥一切的人。这样的教导，都是我亲人曾经说过的原话，他们是疯子，是没有办法用逻辑去理解的、自卑而可悲的一群人。
但是我选择了沉默。我肚子上有三个创口，加一根引流管，手上扎着两根留置软针。如果我惹急了家人，可能下一秒就是撤我的呼吸机。在这样的恐惧下，我居然选择了放弃反驳。
现在，我要说我其实是很后悔的。
她们用非常温柔的语气问候我做手术多久才开始走路，就好像在病友中追求认同那样的发生 small chat，我父亲的回复是趾高气扬的点头。
然后心电监护仪报警了。
我父亲跟护士争吵，说带着心电监护仪会影响到面子，显得我是一个重症病人，应该撤掉。
但是心电监护仪因为我的愤怒一直发生 false alarm。我的存在就是这样，在小小的机器显示屏上变成波纹形的证据。
They/Them 在家人不在的时候尝试跟同屋的病友搭话了。
她说，大姨，你血糖是不是有点高？我姥爷的血糖也很高。他平时是这样护理的。20 年来都控制的很好。可以点医院的糖尿病人餐食，这样就不费事了。点餐时间需要提前一餐，也可以去楼下的食堂买。
这一切在父亲推着轮椅进来的时候戛然而止了。但是 They/Them 尝试递出了自己的橄榄枝，因为她知道这位病友大姨的担心和焦虑。她看到一个大姨因为”同村的人烂了脚”而十分害怕。她知道这种害怕，而她觉得大姨是可爱的人。即便没有人认同她莫名其妙的善意，而且这善意中并不掺杂任何悲悯的情结，但她还是尝试提供了帮助。
心电监护仪在全麻结束 24 小时后被撤掉。
听到大姨和她女儿窸窸窣窣的乡音，是我这四天里比较治愈的时刻。她们很幸福。
全麻
在全麻之前，我差点因为输液反应直接昏迷，几乎省略了麻醉的步骤。我刚刚从准备室里被推到手术台旁，手臂上挂着一瓶普普通通的氨基酸溶液。然后我的脖子——很烫。我感觉很烫。我的心跳在变快。然后一切都开始变得无法忍受，我花了 10 秒钟来焦虑是否应该告诉医生我的情况。但是心电监护仪替我把人喊了过来。一时间，整个手术团队都出现在我脸上，立刻把那瓶液体扔到垃圾桶，换成最普通的生理盐水。一切又突然正常了。
围术科的麻醉医生姗姗来迟，她检查我的体重、配药去了。
她问我，自己知道有什么不能用的药么。这只是一个例行核对，我的一切早就出现在病历上了。但没想到，我说，5 分钟之前我输的氨基酸，滴快了我就会死。我不知道。
好吧。
They/Them 盯着放在脸上的面罩。它还没有完全盖下来，往外冒着——应该是，纯氧。一会儿维持麻醉应该用得是七氟烷吧，他想。他大概知道全麻是怎么做的，一系列药品按照体重计算，从留置针上灌入。那些液体似乎被加温了，手腕上并没有感到冷意。首先是纯氧，提高血液中的氧气储备；然后，注入一些影响伽马氨基丁酸的液体，再注入肌肉松弛剂。
他就是不去呼吸。他就是故意瞪大了眼睛，想等着所谓的”死亡体验”来临。这里会有走马灯吗？或者，任何东西？但是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因为麻醉诱导靠的是输液，而不是吸入。某个瞬间，一切突然变得全暗。
无。
……
有什么异物在气管里挣动。手没有被束缚，但是眼睛似乎不太能睁开。尝试将头转到两侧，似乎转不动。无影灯在天上，还有一些身着绿袍的人正在吵架。在不该自主呼吸的时候突然产生了片刻咳嗽的意识。
无。
……
They/Them 看见一根管子从喉咙中被狠狠拔起。这跟胃管的感受不太一样——似乎，是气管……？
然后他像一个来到劣质第一人称游戏世界的 NPC。他尝试转头，左或者右，去尝试看到任何东西。有人。有轮床。有咳嗽的人……和很多绿色。
左臂的血压带越来越紧了。
他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我死了吗？手术做完了吗？
有人笑了。也有人告诉他一切已经顺利结束，于是他看不到自己的腹部已经出现了三个创口，一根价格超过 100$ 的引流管挂在肚脐旁边。外科手术可吸收缝线花费 60$。耗材费总共得有 400$。所以一切井然有序。
我是否该拥有复生的惊喜？
复活节还没到呢。